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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两万字解释平台反垄断,彭文生等人提出四点建议(下)

时间:2021-04-12 15:45:45作者:佚名

推进平台反垄断的四点建议

综上所述,由于云、大物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企业之间的边界缩小了,与平台企业的边界不断扩大。网络效应和多边互动市场结构对一些传统的反垄断技术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是,由于平台经济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的特点,相关企业面临创新悖论,市场力量本来就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对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我们认为有必要,但需要高度重视平台企业的创新投入力度,采取更加震撼的执法思路,即以结构拆分为补充,以行为监管为主,以抑制平台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增强市场竞争力。

(1)以R&D投资强度作为判断平台垄断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

如前所述,无论是基于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日常消费行业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市场价值领导者之间的稳定性差异,还是基于萨伊定律主导的创新悖论,对于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特征的平台企业来说,市场力量的可持续性弱于消费决定供给的行业。在这种背景下,与传统的反垄断相比,我们在思考平台反垄断时,应该更加关注如何看待垄断以及垄断与创新的关系。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问题是,科技是如何进步的?就其短期和微观机制而言,尚无定论。有时候,科技进步甚至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从经济史的长远来看,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R&D投资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

R&D在美国的投资强度(R&: D/GDP)在1957年达到2%,此后一直保持在2%以上;2014年中国仅达到2%以上,R&D投资强度中国落后美国57年。支撑R&D在美国持续数十年高投资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从外部来看,是二战、冷战等激烈国际竞争带来的压力;从内部来看,企业部门是R&D投资的绝对主力,约占R&D在美国总投资的70%。

结合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科学技术是人类的第一生产力,R&D和创新的社会价值可能远远大于企业的私人价值,即R&D和创新具有正外部性。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萨伊定律治理的企业,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会帮助企业盈利,有的创新甚至会成为企业自身的“掘墓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创新悖论”。

然而,无论R&D投资的结果对企业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些R&D投资的社会价值几乎都是正面的,因为创新成果会通过研究者、学术论文、相关产品、知识产权转让等渠道从原企业向社会广泛传播。比如柯达和诺基亚投资了数字技术和触摸屏技术,颠覆了他们的市场地位,但是数字技术和触摸屏技术在整个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私人供给意愿通常是不足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能看到美国企业的R&D意愿很高呢?垄断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垄断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坏概念,只代表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相反,竞争的重要表现是压低企业的超额收益,完全竞争意味着企业没有任何超额收益。

如果生产者越多,竞争程度越高越好,企业得不到超额利润的激励,企业如何克服创新悖论的恐惧,充分提供社会价值远高于私人价值的正外部性?

事实上,正如熊彼特所说,任何投资都必须有一些保护性的行动,比如保险或对冲。在快速变化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新商品和新技术的冲击下,长期投资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就像打一个既模糊又活跃的目标。所以有必要依靠这样的保护措施。

在他看来,经济学家或政府代表已经看到了掠夺性价格政策,在他看来,生产限制等同于生产机会的丧失。他没有看到,在长期的风暴条件下,这种类型的限制是长期扩张过程中的附带事项,而且往往是不可避免的附带事项,保护而不是抑制扩张过程

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企业的R&D强度明显低于国外标杆企业,则不能认为该企业具有足够的垄断合理性;如果一个企业的R&D投资强度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5年)内呈下降趋势,则认为其垄断理性正在减弱。如上图所示,百度和谷歌在搜索平台上的R&D投资强度相同;在社交平台上,腾讯的R&D投资强度远不如Facebook;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虽然阿里和美团的R&D投资强度一度高于亚马逊,但阿里和美团的R&D投资强度在过去五年中大幅下降,而JD.COM有所改善,但R&D的强度明显低于国内外标杆平台企业。

(2)注意震慑执法,防止平台领导投机取巧倾向

在反垄断研究领域,曾经有一个基于动态视角的统计数据:对于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来说,它的自然解体需要大约十年的时间,人们有效地干预反垄断力量需要大约八年的时间[[43]。如何理解这个统计结果的含义?反垄断执法有意义吗?两年的差距是否意味着人们干预垄断比市场纠正垄断更可取?这项研究的结果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到目前为止,对于反垄断是否必要和有效,执法机构和经济学家之间以及两个群体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特别是在反垄断诉讼持续多年的情况下,如果不了了之或者原告的主张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甚至败诉,那么无论是支持原告的一方,还是支持被告的一方,都会有很多意见认为发起反垄断调查毫无意义。

比如美国运通,作为一个平台企业,对平台上的商家采取了类似的“二选一”的做法。这种行为一般被认为是限制单边市场交易的垄断行为,所以美国司法部和一些州政府会将美国运动会的通知告上法庭。对此,美国最高法院在充分考虑平台企业所在的双边市场的特殊性后,认为美国运通不违法[44】。本案始于2010年。经过八年的长跑,美国运通似乎作为被告逃脱了惩罚。这是否意味着本案一直在浪费公共资源?事实上,即使在传统的反垄断领域,这种长期诉讼无果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美国司法部1969年对IBM发起反垄断诉讼,1982年以没有依据为由撤销。这场持续了13年的反垄断诉讼,也是白打了。也是浪费公共资源吗?

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价反垄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这对理解平台反垄断的成果尤为重要。在结构主义主导的时代,ATT、标准石油等经典反垄断案例让大众觉得不拆分巨头的反垄断是失败的。如前所述,扩大平台企业的边界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但盲目拆分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平台反垄断的意义何在?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于抑制机会主义动机。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从创业的角度分析一个为平台企业辩护的观点。创业本来是用来解释企业家所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的,但在日常使用中,这个名词被普遍道德化了。基于道德企业家精神,讨论反垄断必要性的不足是不恰当的。

这一点需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机会主义动机是普遍的。机会主义动机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人们有动机从事损人利己等不道德、违法的行为。因此,如果将创业概括为一个道德概念,就存在否认企业具有机会主义动机的风险,从而导致对反垄断必要性的认知不足。事实上,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限制机会主义动机可能是平台反垄断执法的重要意义。如前所述,数据资产和数字技术的特点使得扩展平台企业的边界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克服正外部性和创新悖论的约束也需要垄断作为激励机制,因此污名化巨头和垄断是不合适的。

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有很多短期和局部范围内的企业不追求利润,只追求社会福利,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资本的逐利性才是企业的意义所在。否则,这个机构可以转变为非营利组织,不需要以企业的形式存在。

所以,就一个企业的本质而言,它是一个盈利组织,创新等手段只是企业用来盈利的工具。推论是: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机会主义动机的影响下,这并不意味着平台企业在其边界被合理扩张后的所有行为都是合理的,也不意味着在平台获得有利于创新的垄断地位后,这种市场力量会被用来推动创新。

那么如何约束平台巨头的这种机会主义动机呢?创业的泛道德化解读必然会从企业内部道德约束中寻求解决方案。这和中国儒家的传统观点有些相似。儒家很早就发现了人群中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但把希望寄托在“慎独”的道德修养上[46],即在没有他人监督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行为也应该是合乎伦理的。

事实上,以泛道德化的方式解释企业家精神,论证反垄断执法的不足,其实质与约束机会主义动机的“谨慎独立”的道德培育是一样的。但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法”治国实践,还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动机逻辑,“慎独”的道德说教,都可能约束几个人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但要约束整个群体的长期机会主义倾向,只能靠制度和法治。

就平台企业而言,数字化技术大大拓展了平台企业的边界,高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网络经济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客户节点的存在,大大加剧了平台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为平台企业从事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这意味着就具体案件而言,很难说是执法部门还是原告准确捕捉到了被告真正有问题的、有害的垄断行为。

所以,如果把反垄断执法的意义仅仅看作是对某些特定行为的诉讼,那么像IBM、美国运通这样的反垄断案件似乎确实有浪费公共资源的嫌疑,因为持续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反垄断案件要么不了了之,要么被告垄断者无罪释放。但从约束机会主义倾向的角度来看,与没有外部约束的平台企业相比,长期反垄断压力下的平台企业显然更容易产生较低的机会主义动机。

比如,1969年,美国司法部刚刚发起反垄断诉讼,虽然不清楚案件会持续多久,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但IBM很快宣布将软件服务和硬件销售业务松绑,IBM认为这培育了一个大规模的软件服务行业[47]。同样,作为当时几乎无所不能的技术巨头,IBM在1981年推出个人电脑时并没有寻求完全控制,而是第一次采用了与其他公司合作的模式,其中芯片是从Intel购买的,操作系统是从——当时只有32人的小公司微软购买的。显然,IBM做出的这些改变并不是基于反垄断的判断结果,而是受到反垄断执法本身的压力。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执法理念值得在平台反垄断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三)结构性拆分作为补充:区分实体和金融平台巨头

在SCP的结构主义框架下,拆分是传统反垄断理论和实践中对付巨头的常用解决方案,中、美、欧反垄断行动中不乏拆分的呼声。如上所述,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平台企业的一般巨头受益于数字技术带来的两个效应:一是搜索、生产、运输、跟踪、识别等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大大拓展了双边市场的边界;二是双边市场的节点越多,节点之间的互动导致各种“事故”的概率越大,在线实时交易处理各种事故的时效性越高。及时有效地处理信息不对称下的不完全契约是企业的价值观之一。因此,不能只看企业的规模或市场地位就把重点放在平台反垄断上。

然而,应当指出,上述分析是基于实体经济的范围,不涉及金融。这种区别的原因是“金融是一个许可行业,必须获得许可”[48]。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所谓特许经营,就是通过行政权力授予进入这个行业的壁垒。金融行业之所以要特许经营,是因为金融行业有显性或隐性的政府担保。

比如在银行,存款保险机制就是典型的政府显性担保;在非银行金融领域,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为应对2008年的危机,救助了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等投资银行,这反映了政府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市场支配力不是获得政府特许经营权和隐性担保的金融平台自然竞争的结果。

同时,如果金融平台利用数据普适性强的特点将其业务延伸到非金融领域,则是典型的“杠杆效应”(也称“传导效应”),即企业将获得的市场势力从一个领域延伸到另一个领域,以寻求市场地位。当然,基于理性原则,并不是所有的杠杆效应都需要反垄断干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杠杆效应都是范围经济的一种表现。

但是,鉴于金融平台在金融领域的垄断地位并非完全基于市场竞争获得,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特许经营壁垒和隐性政府担保,市场机制难以突破非市场因素构建的行业壁垒,金融平台延伸到实体经济的杠杆效应并不完全合理,需要反垄断干预。为了防止新的产业和金融结合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可能需要进行一些结构性干预。

(四)行为监管:保护市场竞争机制

对于中国平台反垄断划时代的“3Q大战”,控辩双方和各级法院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对市场范围界定、份额计算等市场支配地位问题进行辩论,应该说是结构主义框架下最常见的反垄断诉讼程序。在二审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在详细分析了这些市场结构问题后,驳回了奇虎关于界定QQ软件的市场范围,并根据其份额确定腾讯市场支配地位的主张,但仍分析了腾讯是否存在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因为原则上,如果被告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则无需分析其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以直接认定其不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相关市场边界模糊、被控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分析被控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影响,从而检验关于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是否正确。即使没有明确界定相关市场,也可以通过排除或者阻碍竞争的直接证据,评估被控经营者的市场地位以及被控垄断行为可能产生的市场影响。

因此,没有必要在每一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例中明确界定相关市场[49]。因此,虽然二审从结构主义的角度驳回了奇虎关于腾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主张,但最高人民法院仍然认为,有必要分析涉嫌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影响及其合法性,这反映了行为主义的逻辑。

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部门,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对市场结构与垄断行为关系的理解,可能对当前的平台反垄断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前所述,与传统企业的反垄断相比,平台企业带来的新困难恰恰是难以定性或定量地明确界定市场范围。供给创造需求的创新悖论也意味着根据静态份额来判断平台的市场力是不合适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局限于“结构-行为-绩效”的结构主义框架,反垄断执法的技术难度会大大增加,甚至会将很多资源投入到难以解释清楚的市场结构分析中。因此,芝加哥学派的行为主义思想虽然不是源于平台经济,但在逻辑上更适用于平台反垄断。

问题是,在平台经济中,市场化和市场化的企业导致了平台企业普遍巨型化,双边市场的组织结构日益呈现寡头垄断格局。同时,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按照集中度由低到高,市场通常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四种组织结构,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越少,市场效率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双边市场的产业集中度较高是否意味着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受到了抑制,而“重行为少谈结构”的平台反垄断理念能否提高市场效率?

提出“鲍莫尔病”的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认为,对这种结构主义的担心是站不住脚的。鲍莫尔在他的《竞争市场理论》中提出了新产业组织的思想:提高市场绩效的关键不在于当前的市场结构和现有的竞争关系,而在于潜在的竞争对手能否自由进入和离开市场。只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潜在的进入威胁就可以有效地约束现有企业的行为以及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从而确保理想和有效的市场绩效[50]。

这也印证了前面提到的“结构拆分作为补充”的分析,即为什么金融平台企业不仅要考虑行为监管,还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干预,因为金融特许经营机制意味着这个行业并不完全具有竞争力。

超越反垄断的思考:准公共产品与反不正当竞争

数据作为平台企业的核心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不同于传统企业生产要素的竞争性特征。同时,数据的使用具有排他性,因此数据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可以视为准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平台企业作为双边市场的核心组织者,肩负着有效匹配大量生产者和消费者供需的责任,实际上在双边市场中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通过整合平台企业生产要素的准公共属性和平台在双边市场中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角色,平台企业配置数据资源的权力可以视为准公共权力。同时,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公权力的职责是为公益服务,这就意味着平台所拥有的准公权力内部面临着是为企业利润服务还是为公益服务的矛盾和选择。

当然,按照斯密的观点,市场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主观从事经济活动的,但是市场机制把追求自身利益的主观愿望变成了促进公益的客观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然而,要取得这样的积极效果,这只手需要建立在法治和监督的基础上。如果罂粟种植不违法,为什么还要种植粮食?至少在没有法治的纯市场机制下,罂粟均衡种植的比例要比现在高很多。同理,没有监督约束,平台企业所拥有的准公权力并不一定能保证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最终能促进公益。目前,这种准公权力的内在矛盾所衍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侵犯公民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上。但严格来说,这些问题不是垄断问题,而是如何规范准公权力的使用。

侵犯公民隐私

作为平台企业的关键生产要素,独占大量数据也是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问题是很多数据都涉及个人隐私。谁应该拥有这些敏感的私人数据?谁有完全的处置权?隐私数据一旦泄露,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明确的法律或监管规定。从近期曝光的许多侵犯公民隐私的题材来看,不仅有平台巨头,也有小平台企业;不仅有企业,还有个人(比如成都新感染女性隐私信息被泄露),甚至还有地方公共机关(比如某个文明代码)。因此,从保护公民隐私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是垄断问题,不如说是如何尽快促进个人隐私数据的严格保护和合法使用。

(2)侵犯知识产权等不正当竞争问题

2月7日发布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的亮点之一,就是对“大数据杀人”这一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在“第三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第十七条差别待遇”中明确指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中的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对手无正当理由实施差别待遇,从而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并且明确界定了构成差别待遇的三个因素,有利于从反垄断角度惩治“大数据扼杀”的不正当竞争。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正当竞争和垄断是两种交叉但不完全相同的行为,巨头不是不正当竞争的必要条件。除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平台上还有其他不正当竞争问题。

如上所述,亚马逊利用其未披露的第三方数据“复制”其他商家的产品,与其说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不如说是利用未披露的数据进行不正当竞争或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因为即使亚马逊不是平台巨头,如果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可以仿冒热门产品;现实中,大量假冒侵权事件不是平台企业或垄断企业造成的。因此,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解决假冒热销商品牟利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化仍需推进之际,打击不正当竞争的紧迫性对于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各行业维护公平竞争可能具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

来源:

[1]欧洲委员会,反垄断:2020年11月10日,委员会向亚马逊发送反对使用非公开独立卖家数据的声明,并对其电子商务业务进行第二次调查。

[2]赫伯特·霍温坎普,《反垄断与平台垄断》,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奖学金,2020年。

《反垄断与技术:欧洲和美国不同,这很重要》。SSRN 3442798,2019。

[4]黄桂田主编:产业组织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5]让-查尔斯·罗切特;让·梯若尔(2001),“双边市场的平台竞争”,工作文件,2001年11月26日。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发表于2000年。

[6]详情见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怀特法官反对“跨密苏里州”处罚的部分:“限制贸易”一词仅包括不合理地限制贸易的合同,而且,合理的合同,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限制贸易”,不在该词的含义之内。

[7]详见美国最高法院1911年在《标准石油》的刑罚中所作的声明:1890年7月2日的反托拉斯法,C.647,26 stat。209、应约束在理性之光;而且,按照这样的解释,它禁止所有在州际贸易中构成不合理或不当的贸易限制的合同和组合。显而易见,在任何情况下,为了确定是否违反了本节的规定而采用的标准是理性规则。

[8]科斯·罗赫,《企业的本质》,经济学,1937,4(16): 386-405。

[9]科斯,企业的本质,经济学,1937,4(16): 386-405。

[10]彭文生、谢超等。:“共享经济是新的增长点”,2015年9月。

[11]让-查尔斯·罗切特;让·梯若尔(2001)“双边市场的平台竞争”,工作文件,2001年11月26日

[12] Avi Goldfarb,Catherine Tucker,数字经济学,NBER工作论文23684,2017年7月。

[13]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三中字第4号,原文如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如何界定相关市场;腾讯和腾讯电脑是否在相关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腾讯和腾讯电脑公司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和限制竞争,应承担哪些民事责任。

[14]经合组织,《反思多边平台的反垄断工具》,2018年。

[15]2020年12月9日,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社区团购合规管理通知》,要求不得实施低于成本的倾销。

[16]让-查尔斯·罗切特;让·梯若尔(2001)“双边市场的平台竞争”,工作文件,2001年11月26日。

[17]详见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运通案中的处罚声明:以及双边平台向一方收取低于或高于成本的价格反映了双方需求弹性的差异,而不是市场力量或反竞争定价;因此,在定义信用卡市场时,法院必须包括平台的双方——商人和持卡人。

[18]详见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运通的处罚中的声明:只有其他双边平台才能与一个双边平台进行交易竞争

[19]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三中字第4号,奇虎公司主张仅提供文字聊天的即时通讯服务低于同时提供语音聊天的即时通讯服务,仅提供文字和语音聊天的即时通讯服务也低于同时提供视频、语音和文字聊天的即时通讯服务。用户只会用集成的即时通讯软件取代单一功能的即时通讯软件,而不会反过来。因此,单一文本、音频、视频等非整合即时通讯服务很可能构成一个单独的、重叠的相关市场,这个市场可能只在整合即时通讯产品市场之外。

[20]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三中字第4号

[21]以平台企业为例,消费者通常可以享受平台提供的免费服务,因为平台向对方厂商收取广告费。一般认为,提供的广告越多,消费者享受的服务质量越差。在这种场景下,SSNDQ指的是通过观察平台广告数量增加一定百分比的后果来定量判断市场范围。

[22]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三中字第4号

[23]经合组织,《反思多边平台的反垄断工具》,2018年。

[24]勒纳指数=(价格-边际成本)/价格。

[25]也有观点认为,市场支配力和市场支配地位是两个内涵重叠的不同概念,如郝(2020)《市场支配地位与实质市场支配力的区分——兼:第十七条第二款的修正》。然而,考虑到本文的意图,我们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相似的概念。

[26]唐纳德·特纳,《反垄断和其他经济管制政策的范围》,哈佛法律评论,1969年4月,第82卷。原文:我认为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来解释谢尔曼法案第2节,以适用于垄断权力,这种权力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除非仅仅基于规模经济,或者它产生于并仍然依赖于相同的未到期专利。

[27]奥利弗·威廉姆森,《主导企业与垄断问题:市场失灵的考虑》,哈佛法律评论,1972年6月,第85卷。原文:政府干预打破这种状况似乎是合理的,只要(1)主导企业的市场地位可以被判断为相对安全,因此不太可能不受没有辅助的市场过程的运作,以及(2)可以设计一个有效的补救措施。

[28]https://www . nytimes . com/2018/05/07/business/deal book/elon-musk-Warren-巴菲特-candy.html

[29]https://finance . Yahoo . com/news/heres-Warren-Buffett-thinks-Tesla-195520766 . html

[30]考夫曼、李继红等。译本:《可怜的查理集:查理·孟格智慧箴言》,第2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31]https://medium . com/@ mktgwithways/that-Steve-jobs-research-quote-short-rip-e8f 3335 EC 66

[32] Tomova,l .等.急性社会隔离引发类似饥饿的中脑爬行反应。《自然神经科学》,2020年11月23日。这项研究表明,在社会隔离下,人脑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作用下,会产生社会欲望,其反应模式类似于对食物的渴求。

[33]阿维·戈德法布,凯瑟琳·塔克,数字经济学,NBER工作文件第23684号,2017年8月。这篇文章引用了1993年媒体对互联网的认知:“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

[34]考夫曼、李继红等。翻译:《可怜的查理集:查理·孟格智慧箴言》,第2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35]详见熊彼特著,吴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8章,“垄断行为”,商务印书馆,2009年。

[36]见美国上诉法院(第三巡回法庭)1910年对洛夫斯·柯达公司的判决。1915年,美国纽约西区地方法院对美国诉柯达一案作出裁决。

[37]详见1979年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对Berkey Photo诉柯达案的判决。原文:titanin在其领域。

[38]赫伯特·霍温坎普,《反垄断与平台垄断》,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奖学金,2020年。

[39]艾哈迈德·阿里比奇,查尔斯·韦伯,《诺基亚手机:从彻底的成功到彻底的失败》,2018年波特兰国际工程与技术管理会议。

[40]蒂莫西·布雷斯纳汉,谢恩·格林斯坦,丽贝卡·M,亨德森·熊彼特《竞争与范围不经济:来自微软和IBM历史的例证》,《发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再探讨》,2012年。

[41]详见熊彼特著,吴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8章,“垄断行为”,商务印书馆,2009年。

[42]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和气候变化》,2018年10月8日。

[43]贝恩,《利润率与产业集中度的关系:美国制造业,1936-1940》。《经济学季刊》,1951年。《三十个行业的卖方集中度、进入壁垒和回报率,1950-1960》。《经济与统计评论》,1966年。

[44]详见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运通案中的处罚声明:以及双边平台向一方收取低于或高于成本的价格反映了双方需求弹性的差异,而不是市场力量或反竞争定价;因此,在定义信用卡市场时,法院必须包括平台的双方——商人和持卡人。

[45]https://truthonthermarket . com/2020/02/03/the-ghosts-of-antiscus-past-part-2-IBM/。该案件持续了近13年,于1982年1月8日结束,当时助理司法部长威廉·巴克斯特宣布该案件“没有法律依据”,并撤销了指控

[46]《礼记·中庸》:藏而不显,君子慎独。

[47]https://www.ibm.com/ibm/history/history/year_1969.html

[48]易纲:《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其政策含义》,《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2020年第1期。

[49]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三中字第4号,原文如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如何界定相关市场;腾讯和腾讯电脑是否在相关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腾讯和腾讯电脑公司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和限制竞争,应承担哪些民事责任。

[50]鲍莫尔,《可竞争市场:产业结构理论的兴起》,《美国经济评论》,1982年。

来源:微信微信官方账号“中国黄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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