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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DAX30」他活了107年,是最吝啬的老板,也是最慷慨的慈善家

时间:2021-04-08 18:21:07作者:佚名

他不是香港首富,但却是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中国商人的文化教育策略

他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慈禧出生时还活着;他上中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清朝、北洋政府、民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之后,他把自己活成了“神”。

作为前亚洲娱乐圈之王,拍了一千多部电影电视剧,是香港成就“东方好莱坞”的创始人;曾获“四大天王”和几代“香港姐妹”等数千颗星。

然而,他创建的庞大的娱乐地图却被另一张地图——逸夫楼在全中国的密集分布图所黯然失色。而且他公司拍的电影都没有他自己百年的人生传奇精彩。

他就是活了107年的邵逸夫。

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浙江宁波,后来到上海求学。他的真名是邵仁冷,在他家排行第六。“逸夫”是他后来的“外号”,意思是安逸的生活。

邵家以前是上海的大户人家。他的父亲邵玉轩以颜料生意闻名。他去世时,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名人都去吊唁。

邵逸夫出生的那年,他的父亲邵宇轩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决定投资。当时中国第一部电影刚诞生2年。

中学时代,邵逸夫经历了父亲的去世和家庭的衰落,只剩下一所房子和一个剧院。在优越环境下长大的兄弟们,无意接手父亲的颜料生意,却闯入了还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行业。

1925年,大哥邵醉翁创办天一电影公司担任经理,其他兄弟负责会计和发行。

邵氏兄弟都很有能力,天一片也迅速崛起,靠古装片创造世界。

然而,天一电影的发展侵蚀了传统电影公司的利益,从而遇到了对策。1927年,“明星”公司与其他五家电影公司联合成立“六合电影工业”,试图以强大的资源优势包围天一电影等后起之秀。

六合影业已经和包括南洋电影制作人在内的发行商签订了合同,六合和天一只能二选一。

当时六合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半以上,各路发行商不敢得罪,拒绝发行天一的电影。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商业战争,被称为历史上的“六合围剿”。

围城之下,天空风雨交加。高中毕业后,邵逸夫被迫加入天一影业,与兄弟们并肩作战。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被安排南下新加坡开发南洋市场,南洋市场在当时已经是华商的重要海外领地。

但是“围剿”封锁了南阳市场的通道,邵氏兄弟只能开拓新的市场。20岁的邵逸夫带着无声放映机和天一的电影来到穷乡僻壤,把电影卖给村民。

他住在乡下的一家小商店里,有时甚至在野外睡觉。当时玩电影都要人力握手。看完电影后,他经常累得举不起胳膊。

两年后,六合从内部崩溃,围剿以萧氏兄弟获胜而告终。在收复中国失地的同时,他们也在南阳站稳了脚跟,开始了两地的开发。

随后几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拥有100多家影院和9家游乐园,建立了完整的娱乐产业链。

时萧因国内局势变化而迁居香港,南洋疆域是其根基,这段围剿过往被解读为不可预知:当年时萧的电影帝国如果不是被迫去南洋,发展可能不会这么顺利。

活了107年的邵逸夫绝对是一个受上帝保佑的人。

他一生中经历了许多冒险,但最终他安全了,并继续环游世界。

1930年,邵决定开发有声电影,去美国购买音响设备。途中,船触礁沉没了。他抱着一只木舢板,漂流了一夜,得救了。

惊魂未定的邵逸夫决定继续之前的计划,去好莱坞买回需要的“语音机”。

带着这部机器回国后,他亲自担任导演和制片人,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创造了票房奇迹:一部只花了1万元的电影就获得了数百万的回报。

当萧的电影在中国和南洋齐头并进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日寇全面侵华、南洋破坏了电影业,邵氏多年积累面临倒闭,生意难以为继,逼得电影院关门大吉。

在新加坡,邵的所有剧院都被没收了。在日本占领期间,邵逸夫还因放映抗日纪录片和散发抗日传单而被捕。幸运的是,他没有受到酷刑,两周后被释放。

“当时我以为我死了。”邵逸夫后来回忆道。

抗战胜利后,邵的电影重新开拍,在新加坡重修《邵氏兄弟》,二哥邵仁迪回港创作《邵氏父子》。

分离后,邵逸夫在新加坡表现不错,但他的兄弟在香港市场苦苦挣扎。当时香港已经有了“点卯”和“长城”两大电影公司,“肖氏父子”只能苟延残喘。

年纪太大的邵仁迪无心作战,写信向兄弟们求助,希望有人来掌管大局。

1957年,邵逸夫接受挑战来到香港。次年,邵氏兄弟影视公司在“邵氏父子”的基础上成立。

邵氏兄弟在香港成立时,邵逸夫51岁。

去香港之前,他去了美国考察,期间他认定肖伯纳的电影产业需要进一步进步,而不是复苏。具体计划是在香港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涵盖影院、电影拍摄和发行。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邵逸夫赌上了他的全部财产。

拍电影需要摄影厂,建厂还要买地。香港寸土寸金。润邵逸夫只能买得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之后,邵逸夫建了一个电影制片厂,仅地价和土方工程就花了50万港元。

电影是一个非常依赖人的行业。如何突出重围,邵逸夫首先走了挖人路线,用比对手更好的待遇,从对手身上挖人,比对手做得更好。

首先,他邀请了导演李翰祥,然后,他用双倍的薪水聘请了《点卯》的女主角琳达。两人随后创作了《貂蝉》和《江山美人》,创下票房纪录。

第一次拍摄后,邵氏兄弟拍摄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引起轰动,传遍港澳台和东南亚。当时有报道称,台湾省一位老太太连续看了100多场比赛,也引发了台湾省黄梅戏的热潮。

邵氏兄弟就这样杀出一条血路,不过竞争才刚刚开始,主要竞争对手是点卯公司。电力公司老板陆运涛的父亲是当时新马最富有的人,家庭财富远远领先于肖。曾有一段时间,两家公司争斗激烈,甚至互派“间谍”,竞拍同一题材的电影,让香港电影业像狗一样飞起来。

战斗中,肖和点茂都“非常受伤”,两家公司签订了健康竞争条约。然而,在条约履行之前,1964年,陆运涛和点卯的其他近60名高管从台湾飞往香港,但不幸的是,飞机坠毁,机上所有乘客死亡,点卯退出了电影舞台。

这起事故也被称为改变香港电影历史的空难。

在竞争对手意外退出后,邵氏兄弟进步神速,每年出品40多部电影,流遍全球。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在巅峰时期,每周有200多万观众观看肖伯纳的电影。

因此,邵逸夫被称为亚洲的“娱乐之王”。

邵氏的崛起不仅改变了香港电影业,也影响了世界电影业。直到今天,邵逸夫的风格仍然深深地铭刻在许多电影中。

在邵逸夫之前,香港是文学电影的世界。大部分本土电影只能在小影院上映,大市场被进口片占领。1996年,邵氏兄弟的《独臂刀》上映,这是邵氏武侠片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大亮点。这部电影使邵逸夫获得了数百万的票房。

这部电影之后,香港电影业的主流转向商业片,同样以历史著称的邵氏《来和我喝一杯》成为新的流派。

萧伯纳时期的电影都带有强烈的“奔跑的邵逸夫情结”。

虽然邵逸夫经常去欧美学习,但他的电影理念与欧美有很大不同。他希望在他的电影中突出他的家和国家的感觉,强调忠诚和孝顺,并在他的电影中坚持骑士精神。

这也是早期武侠片流行的最根本原因,它的重要性大于炫目的武侠动作设计。

从萧伯纳的武侠片开始,香港开始有资本竞争,影响世界电影潮流。这个流派发扬光大后,李小龙、成龙、李连杰影响了吴宇森、昆汀-泰伦蒂诺,催生了好莱坞大片中耀眼的打斗动作。“功夫”成了英语中固有的词汇。

作为这个学派的起点,外界曾经把它的影响力描述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肖氏电影”。

在这个过程中,邵逸夫一方面受到了许多电影明星的欢迎。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萧伯纳的明星如丁红、杜娟和范丽遍布亚洲。

邵逸夫没有天才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更不用说勤奋了。邵氏兄弟成立时,几乎精通电影中的任何工作,如导演、剧本、剪辑、摄影、化妆等。他什么都擅长,经常亲自上阵。

凭借专业的眼光,邵逸夫对电影质量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劣质电影一到他手里就直接被烧掉。“肖的产品一定是优秀的产品”深入人心。

普通人无法忍受邵逸夫的勤奋。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睡5个小时,一有时间就“看电影”。在他管理邵氏兄弟期间,平均每年看700多部电影。巅峰时期,他曾经一天看完9部完整的电影,号称中国人看电影最多。

看电影是他的工作。他既看好电影也看坏电影,一边看一边研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曾经有人问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回答“工作”。第二重要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还在工作。”

邵逸夫很早就看到电影制作必须与发行紧密结合,并做了深入的布局。

邵氏兄弟步入正轨后,实施了“每月一家医院”的制度,并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铺设了庞大的影院网络。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邵氏电影开始走出亚洲,在北美和欧洲建立自己的影院,并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电影顺利进入欧美市场,从而向外界输出中国文化。

然而,在早期,公众舆论并没有意识到或关心邵逸夫作为一名企业家的勇气和远见。作为一个娱乐圈大亨,他的相关新闻也有八卦倾向,有报道说Run Run Run很吝啬。

邵逸夫以谈论金钱和吝啬著称。

曾经有人问他最喜欢哪部电影,他回答说“最赚钱的电影是他最喜欢的”。

创业时,坐的公司观众申请20港元买100个油炸馒头,但邵逸夫拒绝批准,因为公司食堂的馒头只有一毛钱。结果外出外景的员工因为没吃早饭而罢工,公司损失一万多元。

因此,有些人劝邵逸夫不要挖得那么深,不要挖得那么细。然而,在此之后,邵逸夫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气质,还引发了一系列不同意见的故事。

其中之一就是对下属的“背叛”。早年,邵逸夫成了鲜为人知的邹文怀的生产经理。据说邹文怀才华横溢,是肖伯纳电影的重要贡献者。

1970年,独家提出参与邵氏股票分红,遭到拒绝。不久之后,对外界说“何和是一类人,一山不容二虎”,于是离开了,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邹文怀创办的公司,后来被称为嘉禾电影工业,是邵氏兄弟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嘉禾电影产业的迅速崛起,有赖于邹文怀对邵氏的挖走,尤其是邵氏旗下的大批导演。这些导演都要求获得票房红利,但遭到邵逸夫的拒绝。

在邹文怀离开的同一年,邵逸夫也因资金问题经历了一次“最令人遗憾的失手”。

1970年,邵逸夫在李小龙身上被发现,他从美国回来,并提出支付1万美元。邵逸夫认为要价太高,他只愿意出2500美元。

结果嘉禾以1.5万美元在李小龙签了两部电影合同,然后依靠《猛龙过江》攫取530万票房。李小龙迅速风靡全球,成为香港电影界名副其实的“印刷机器”。

邵逸夫曾希望挽救这个错误。他谈到了李小龙,并提高了他的工资。但是嘉禾马上就给了更大的合同,于是最有影响力的功夫巨星和最有影响力的功夫片主都难逃一死,后悔错过了。

然而,邵逸夫似乎并不十分纠结于这个“小姐”。他说自己是“商人”,按照商业体系支付筹码。之后出于类似的想法,肖氏也陆续错过了许冠杰、成龙、徐克等人,很多原本归公司所有的优秀导演和演员也离开了,肖氏影业也逐渐没落。

外界很难判断这个系统的成败。

他一直用这种方式做生意,严格控制成本,没有像同行一样在大牌演员身上花很多钱。最早阶段,邵逸夫通过挖人打开突破口后,一直坚持内部造星,通过不断培养新人来打造娱乐帝国。他认为,这种方法既能保证利润最大化,又能牢牢控制主动权。

而且,他亲手再造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就在外界认为的保守主义直接导致邵氏兄弟没落的时候,他凭借着同样的策略,在新的领域开拓了一个不逊于邵氏电影的娱乐领地。

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邵逸夫看到了新娱乐时代的到来。

1967年,他和朋友共同创办了香港电视广播公司(TVB),对抗当时香港电视台的“大哥”亚视(当时月租费为25港元)。

TVB逐渐成型后,邵逸夫干脆关闭了邵氏影业,投身于电视行业。他延续之前的模式,开设培训班,批量造星,再造娱乐圈。

这个制度很快成为香港娱乐圈的标杆,涌现出一大批“男神”。从周润发、周星驰、无线五虎、四大天王,到郑伊健、甄子丹、古天乐...新世纪伊始,有一句话:

香港90%的明星都出生在TVB。

除了培训体系,邵逸夫还打造了“港姐”竞选活动,赵雅芝、米歇尔·莫尼克·赖斯、张可颐、邱淑贞等女星脱颖而出,成为广受欢迎的情侣。

对大陆观众来说,萧伯纳早年的电影工业只是一个缥缈的传说,TVB真正创造了一代人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TVB戏剧开始引入mainland China,引发了持续的观影热潮。

“霍元甲”来了,千人空;《上海滩》上映,千人空;《射雕英雄传》开播,数千人被遗弃...到目前为止,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些电视剧的回忆和讨论。

当时电视在内地还不普及,所以经常出现邻居提前占座,甚至上百人坐在大院里,一边讲剧情一边期待。

夕阳下郭靖血淋淋的弓箭,让一代少年梦寐以求的武功;“浪冲,浪流”的声音一响起,几乎每个人都会唱几句。从坊间到庙堂,TVB的电视剧在反复上演的“空城计”里红了十几年,几代港台明星闯入了大陆观众的视野。

邵逸夫一直是这条长线最大的推动者,就连金庸和琼瑶也为神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电影到电视,邵逸夫的成就越积越多,他的财富也越来越多。2006年,其TVB股票市值超过100亿港元,加上房地产等其他资产,其总资产超过200亿港元。

但是,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精打细算。据业内人士称,TVB员工以工作最多、工资最低而闻名。这也给了其他竞争对手效仿嘉禾的机会。比如亚视曾经以高出三倍的工资挖走了沈殿霞、曾志伟、黄日华、郑少秋等明星,导致TVB一度失去了活力。

但是邵逸夫还是老样子,他似乎不在乎装配线上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传闻他的导演面对明星的抱怨说:“你来这里混脸,收的广告不是钱?”

和之前的邵氏兄弟一样,润邵逸夫体系下的TVB在鼎盛时期之后也陷入了缓慢增长的局面。随着大陆影视业的崛起和大量资金注入,港台电视剧的影响力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而TVB的一些明星北上可以赚到之前工资的10倍,也随之远去。

然而,此时的邵逸夫并没有太关注管理的成败。

2011年,他出售了在TVB的股份,并退出了董事长职位。than 40多年的“奔跑邵逸夫”时代结束了。他离职后,他带动的香港娱乐圈开始走下坡路,多年的老对手更是举步维艰。2016年3月,亚视正式宣布停播。

润润润持有的TVB股份和清水湾的土地共售出86亿港元,与五年前(2006年)相比价值大幅下降。然而此时,社会对润润的关注已经不在他的事上了。

另一方面,邵逸夫非常富有和慷慨。当他告别历史舞台的时候,这些大度和大度所建造的丰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开拓香港娱乐圈的光芒。

邵逸夫于1975年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基金会,并开始有系统地向世界各地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事业捐赠大量资金。当时他说:

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慈善家。

自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在内地进行巨额捐赠,每年的捐赠金额稳定在1亿港元左右。80%的资金投资于教育项目。他说:

“民族复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这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底,邵逸夫已向内地捐赠47.5亿港元,以“逸夫楼”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医疗中心等机构几乎遍布全国。

除了固定捐款外,邵逸夫还不时地进行大笔捐款以缓解紧急情况。

2005年,长江流域被淹,邵逸夫一次性向灾区捐赠118所小学;2008年汶川地震,他捐了1亿港币;在2013年雅安地震中,他捐了8000万元...

在他百岁生日之前,他还捐赠了2亿港元,使内地340多所学校受益。

这使他成为一个矛盾的组合:最吝啬的老板和最慷慨的慈善家。

更奇怪的是,大部分香港人并不知道邵逸夫在内地的善行。一位香港记者曾经说过:

“我们去内地采访,到处看到逸夫大厦,才知道他也在内地捐款。奇怪的是,在香港,政府并没有提及。”

由于很多企业家的捐款与业务发展相匹配,香港媒体一度怀疑邵逸夫也是这样。并尝试开拓邵逸夫在内地的业务,但最后他们发现:

与很多在内地赚大钱的企业家相比,邵逸夫在内地的生意少得可怜。很多接受他捐款的地方,一开始甚至都不清楚,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为什么这么慷慨地捐赠给大陆,邵逸夫的声明也很简单:做点实事。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去世,享年107岁。

这位国家领导人在他的悼词中写道:我获悉邵逸夫先生去世,我谨向他的亲属表示哀悼。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和关心民,慷慨捐赠,使许多政党受益。人们将记住他的爱国主义和他对国家的雄心。

人们不禁想起了邵逸夫。尽管许多中国人仍然不知道邵逸夫是谁,但他们在有生之年或多或少会接触和看到刻有邵逸夫字样的建筑,他们的继任者将继续这样做。

邵逸夫去世后,一些网民上传图片: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地图上布满了红点。

一些网民把邵逸夫的告别总结为:当人们离开时,大楼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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